古詩詞中如何寫水
2015-10-21 18:49 查看: 2358文/王路
姜白石詞云:石榴一樹浸溪紅。寫水寫得很好。寫出了水的顏色。水的顏色其實不是水的顏色,是石榴的顏色。但不寫石榴紅,寫溪紅,就有味道。這種味道前人不是沒有用過,白居易“半江瑟瑟半江紅”就是,后來“夕陽夕照桃花塢,飛來柳絮片片紅”也是。只是,在白居易手里還不刻意,到“飛來柳絮片片紅”就有意地用巧了,這是詩詞流變的很一個重要關節。
“飛來柳絮片片紅”,據說是清人金冬心之筆。這是可以想象的。最早恐怕也是明人的東西。因為唐人寫詩不這么用巧,宋人雖用巧,卻也不在這種地方。
《紅樓夢》有一聯寫水:“繞堤柳借三蒿翠,隔岸花分一脈香!
是賈寶玉擬的,眾清客叫好。為什么說它好?好在寫水卻不著一個“水”字!袄@堤”,有堤,便有水!案舭丁,有岸,水自然在其中!叭锎洹,是柳的高,也是水的深!耙幻}香”,是花的香,也是水的香;馊茉谒锪。一個“借”字,表示要凸出的不是柳,是水,如寫“三竿翠”就意趣全無,壞了味道。曰“花分一脈香”,其實是“水分一脈香”,花氣本是一團,因有水流過,分成兩簇,雖曰兩簇,在水中卻是一脈!懊}”字同“蒿”、“堤”、“岸”,雖不云“水”,卻處處是水。而水之深、水之色、水之形、水之香,盡在其中了。所以眾清客拍手叫絕,是它真好,不是拍寶玉的馬屁。
但不要以為這就是詩的高處。這是詩的極巧處,但極巧處和極高處有區別。極巧處見人工,極高處見天然。之所以詩詞到了清朝,演進出極盡雕琢之能事,正因前人已經在“道”的層面上走完了,逼得后人無路可走,要想提筆寫詩,只能在“器”的層面精研發揮。
北宋詞人張子野詩云:“浮萍破處見山影,小艇歸時聞草聲。入郭僧尋塵里去,過橋人似鑒中行!
“浮萍”一聯便是寫水!斑^橋”一句也是寫水。雖寫水,依然不著一個“水”字。云“浮萍破”,自然有水;云“山影”,又暗中見水。云“小艇歸”,則水在艇下,云“聞草聲”,在水聲兼在。
這還是北宋筆法,不像清朝那么刻意。雕琢痕跡比曹雪芹一聯輕了許多。若從細處商量,“見山影”一句實際上已經把水比喻成鏡子了,“過橋人似鑒中行”又再一次作同樣比喻,有些重復和外露了。如清人寫詩填詞,懂行的會講究這一點,避過去,但北宋人并不介意。若論天然的味道,張子野要比曹雪芹舒服得多。
但張子野的詩也不是沒有來歷。唐人王昌齡詩云,“亂入池中看不見,聞歌始覺有人來!睆堊右暗囊馊,同王昌齡此詩頗為相近。而王昌齡又比張子野自然了許多,這就是唐人境界,簡直不帶雕琢痕跡,“聞歌始覺有人來”,意思就出了。
唐人既已如此寫過,宋人再如此寫,就一錢不值了。所以,不妨說,宋人是被唐人逼成“浮萍破處見山影,小艇歸時聞草聲”。王昌齡是先聽見歌聲,才知道有人來;張子野是先見小艇歸來,才聽得草聲。而“浮萍破處見山影”,便是“芙蓉向臉兩邊開”。王昌齡是芙蓉破,張子野是浮萍破;張子野是見山影,王昌齡是見美人。張子野逆用王昌齡之思。若論意趣,猶恐王昌齡更勝一籌。張子野的巧思在于,將浮萍、小艇一聯工穩對仗,而“水”在“見山影”中體露得更加明顯,至于王昌齡的詩,并不曾將注意力聚于“水”之一字。這便是張子野出新的地方。
司馬池也是北宋人,他的《行色》云:“冷于陂水淡于秋,遠陌初窮到渡頭。賴是丹青不能畫,畫成應遣一生愁!
“冷于陂水淡于秋”,不是寫水,是寫旅人容色。古代的旅人不像今天旅游的人,那種在詩詞里叫“游人”,旅人更像今天的“X漂”,離家遠行,未知歸期,一臉倦容和漠然,就是旅人之行色。司馬池提筆云“冷于陂水淡于秋”,一句連用兩比喻,將羈旅之愁容摹寫得傳神。而“遠陌初窮到渡頭”又宛轉開出新境界,行行重行行,與君生別離,平蕪盡處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!斑h陌”之“窮”處,卻不是終了,只是羈旅之一段落,是“初窮”,又有“渡頭”橫在眼前。再從渡頭行去,又與舊鄉遠隔了一層。所謂“明日隔山岳,世事兩茫!笔且。
可惜司馬池不是詩人里的行家,前兩句妙手偶得,極有天趣,后兩句卻跌落了!百囀堑で嗖荒墚,畫成應遣一生愁”,太露了,平庸得不得了。
再往上追溯,到晚唐,晚唐人怎么寫水?
杜牧之:“煙籠寒水月籠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!
開頭七字,是寫水的千古名句。水、月、煙、沙,四象畢在,用兩個“籠”字系住,不繁不亂。而一脈寒氣,浸出紙外。
《紅樓夢》里,秦可卿閨房一聯:“嫩寒鎖夢因春冷,芳氣籠人是酒香!
表面上看,下聯是剿用陸放翁“花氣襲人知晝暖”,但這只是皮相之見。骨子里,此聯正是化用杜牧之“煙籠寒水月籠沙”一句。下聯七字中分量最重的,是一“籠”字,而非“芳氣是酒香”五字。
不過,秦可卿閨房這一聯,并不像“隔岸花分一脈香”那樣,有典型的清人氣味。所謂“清人氣味”,也只是一種方便的權說,究其實,并不存在什么“清人氣味”和“南宋氣味”,就好比詞里并不存在“豪放派”和“婉約派”的分別。但清人無論是在煉字還是在造境功夫上,都不能不說是直承兩宋而來,尤其是南宋。
像“嫩寒”、“鎖夢”、“春冷”,這種遣象與造意,頗類北宋詞人秦淮海居士。但在秦淮海的時代,煉字還沒有那么登峰造極,“輕寒”要比“嫩寒”更流行一點。秦淮海自己的詞就是“漠漠輕寒上小樓”,在同時代的畫家王詵詞里,有了“西城嫩寒春曉”。這里用“嫩寒”,也是因為“嫩”字處必須仄聲。到了明朝,高啟詩“嫩寒江店杏花前”,就是可用“輕寒”而取“嫩寒”的例子。清人陸以湉詞“嫩寒春曉”,近人魯迅詩“楓葉如丹照嫩寒”,不勝枚舉,而北宋初年以前,“嫩寒”在詩詞里極罕見,這便是煉字發展的結果。
周汝昌曾有一篇文章,談秦淮海的詞到底是“天連衰草”還是“天黏衰草”,他認為應是“天連衰草”,理由就是秦學士的時代還沒有太講究煉字。他的判斷結果雖不一定對,但理由本身卻極有見地。為什么說他的判斷結果不一定對呢?因為兩宋之交,詞的發展變化極其復雜。唐五代與北宋初年的詞,和南宋詞風格差異十分大,但在兩宋之交,既有一部分詞仍是承接此前傳統而來,也有一部分詞著力求新求變。這有些類似中晚唐的詩。唐詩和宋詩風格差異極大,但你去讀李商隱、溫庭筠、羅隱,就知道這種差異是如何轉變實現的。
前面雖已提到晚唐杜牧之如何寫水,這里我們再將目光返照到兩宋之交,看看宋人境界與唐人境界的對比。需要注意的是,這里說的宋人境界與唐人境界,單指寫景狀物的境界,不分詩詞,而并非指唐詩境界與宋詩境界的分別。詩分唐宋這一點,前人講過許多了。最重要的區別當然是宋詩重理,這一方面和宋代理學的發展有關,另一方面也和詩本身的發展有關。但這里,我們只聊唐人寫景與宋人寫景境界的區別。
張元干:“曳杖危樓去。斗垂天、滄波萬頃,月流煙渚!
張元干是北宋人,此詞作于南宋紹興八年!耙氛任侨ァ币痪浜芤娫炀彻Ψ。而“斗垂天、滄波萬頃,月流煙渚”,其實都是唐詩境界的宋詞表達。杜甫“星垂平野闊,月涌大江流”一句,單從境象上論,和此句幾無分別,但在遣詞上,卻分明見出詩與詞的歧趨,唐與宋的分野。
論氣魄,杜詩比張詞氣魄大得多。張元干詞用“萬頃”、“天”,這種“大”字眼兒,包括“危樓”,也是要營造大的氣象。但在詩里,芥子可以納須彌,“萬頃”不見得就比“千頃”大,一談及數,便有限,有窮。未必及得不談“大”的大來得更大一些。
杜甫之大,倒不在“月涌大江流”一句,乃在“星垂平野闊”一句!霸掠看蠼鳌笔菍憽皠印,“星垂平野闊”,才是寫“大”。這兩句,用今天的時髦話說,真可謂“動詞大詞”了。
無往不復。張元干寫了“斗垂天、滄波萬頃”,要想再體現比“大”更“大”,bigger than bigger的氣象,就難了,所以下面接一句,“月流煙渚”。但“月流煙渚”就小了,和“滄波萬頃”、“斗垂天”不是特別搭。月不是不可以流煙渚,月流煙渚,和“夜泊秦淮”更搭一些!傲鳌笔悄欠N寂靜希聲的氣象。而“煙渚”本身,又略嫌小而美,“渚”的意思是水中小塊陸地,況且被煙籠著,這種寂靜而美的景象,和“滄波萬頃”稍有不侔。雖然,由大而細,也是一種筆法。
而杜甫詩,“星垂平野闊”一句,已將“大”寫盡!按埂弊直玖x是“遠邊”,“邊陲”一詞,就是從這里來的。星既然“垂”,一定是在遙遠的天際,一個“垂”字,不言“天”,而“天之盡頭”自見,既能望見天之盡頭,則平野之無際可知。如此,雖不寫大,境界之大自見。今天新手學寫詩詞,往往喜歡拼湊些“大詞”、“巨詞”,以體現大的襟抱,這是很小家子氣的。杜甫雖然寫“萬里”、“百年”,他可以,因為他在那個時代,今天人再寫,就要慎重。毛韶山詞“千里冰封,萬里雪飄”,甚是俗氣。
像“星垂平野闊”這樣的句子,不寫“大”而“大”在其中,是自覺的,不像清人不寫“水”而“水”在其中,有斧鑿的痕跡!按蟆笔切稳菰~,“水”是名詞。世上沒有一物是形容詞,形容詞只是吾人對境界的體會。老杜擅長寫象,只寫象,則對“象”之體會,自在其中。若不擅長寫象的人,卻又想傳達對“象”之體會,就堆砌各種形容詞,就蹩腳了。所以,后來的詩家詞人,為避免常見字眼帶來的體驗不新鮮,往往自鑄新詞,喜用僻典。前邊舉過的將“輕寒”作“嫩寒”就是一例。
不過,要插一句,讀詞少的人和讀詞多的人,對同樣的表達,生起的體會是截然不同的。如果一個人讀詞很少,會覺得“輕寒”就蠻好,“嫩寒”倒刻意了。但讀詞既多,就容易覺得“輕寒”太常見了,喚不起新鮮感——要讀“輕寒”,從秦少游那里讀就可以,何必從今人詞里讀“輕寒”呢。這就是為什么,初接觸詩的人,會以為六朝以下,唯有唐代才是詩的巔峰。這是讀詩的第一階段。第二階段,寓目既多,轉而以為唐詩除老杜外多不足取,更加青睞清詩。(為什么除老杜外?因為老杜的詩不是典型的唐詩,宋詩、清詩都流著老杜的血脈。)但若要真識得詩中三昧,就需要在廣閱清詩之后,依然識得唐詩的好,唐詩的無可替代。這是第三階段。
老杜雖然有本事不寫“大”而令“大”自在其中,但老杜不會刻意避開“大”?桃獗荛_,那是清人習慣的手段。老杜此詩下句“月涌大江流”就用了“大”字,但用“大”卻不是為了寫“大”,而是為了寫“動”。這也是無往不復。若上句寫“大”,下句寫“小”,這就太拘泥了,是合掌的思維!按蟆睂懕M了,再寫“動”,則境界畢出。
盛唐以前的詩人,雖也煉字,卻往往不甚著意。到中晚唐,風氣開始慢慢轉了,像孟郊、賈島那種,為了考究用“推”還是用“敲”,琢磨比劃半天,其實已在不經意地開啟詩的另一個時代。方干有“才吟五字句,又白幾莖髭”的說法,盧延讓有“吟安一個字,捻斷數莖須”的說法。他們都是賈島之后不遠的人。但要問這種時代開啟的鼻祖,恐怕還要追溯到老杜身上,李白詩云:“飯顆山頭逢杜甫,頂戴笠子日卓午。借問別來太瘦生,總為從前作詩苦!崩隙抛栽,“頗學陰何苦用心”、“晚節漸于詩律細”,可見老杜對遣字造境的刻意用心,在他所處的時代是罕見的。
杜甫的偉大不僅在“地負海涵,包羅萬匯”,那些只見出他的廣,杜甫除了廣,還有深的一面。這也是為何蘇軾在詞學上的成就遠不及杜甫在詩學上的成就的原因。杜甫是天才,卻肯下笨功夫。蘇軾是天才,卻喜用小聰明。也因為這個原因,蘇軾是非常受流行愛戴的一位詞人。正因為他的不拘小節,不甚考究與精研,讓他的詞作比較接地氣。老百姓就能讀出好,讀出味道與共鳴來。而周邦彥、姜夔、吳文英等,在老百姓眼里就不及蘇軾風趣動人,雖然他們的詞作更加當行本色一些。
我們回頭說詩里如何寫水。方才已說到盛唐的老杜了。唐以前的詩,此文不說,再說兩個人。第一個,孟浩然。孟浩然比杜甫大了二十多歲。在孟浩然的詩里,煉字的跡象甚少,幾乎羚羊掛角,無跡可尋,比如《宿建德江》。此詩作于730年,比杜甫《旅夜書懷》早了三十五年:
“移舟泊煙渚,日暮客愁新。野曠天低樹,江清月近人!
“江清月近人”一句寫水,單看此句,并不是特別好看。一定要把它放在全詩里,味道才出來。孟浩然不講究氣象的宏大與開闊,雖然他之后的老杜也講,張元干也講,但他不講。他只是說“移舟泊煙渚”。這和后來杜牧之的“煙籠寒水月籠沙”、張元干的“月流煙渚”,都有四種象在:水、月、煙、沙。而杜牧之和張元干的區別,在于杜牧之明寫“水”與“沙”,張元干暗寫“水”與“沙”,有“流”和“渚”字,就暗含了“水”和“沙”在。
但孟浩然,和二人的區別,卻不是明寫與暗寫的區別。而在于,杜、張筆下,都在烘托詩意,孟浩然卻于詩意不甚留意。孟浩然只曰,“移舟泊煙渚”。杜、張二人,都在摹寫景象,渲染詩情,其中并沒有什么動作在,雖然“籠”字和“流”字都是動詞,卻不能說這兩句是動作,而孟浩然的詩,起頭五個字里,“移”、“泊”二字,兩個動作,且都是人發出的,這里的詩意,是不甚留意而自在其中的。
“日暮客愁新”,“客愁新”,就是“客愁生”。不曰“生”,而曰“新”,乃見“新愁”與“舊愁”交相層疊。舊愁未滅,新愁又生,真是“照花前后鏡,花面交相映”。何以又生新愁呢?只因一顆詩心,對著此景此境,不容不生。
“野曠天低樹”,同“星垂平野闊”是一路味道。只是,杜工部的“垂”字猶是煉字,而“野曠天低樹”連煉字都無,只是白描!耙皶缣斓蜆洹,是空無一人!靶谴蛊揭伴煛,也是空無一人。雖曰空無一人,卻不是一人都沒有,還有詩人自己在。有天,有樹,有星,前不見一人,后不見一人,而對如是之平野,平野之如是。這像極了陳子昂之詩:“前不見古人,后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獨愴然而涕下!
孟浩然、杜工部,此時此地的情緒,與陳子昂的情緒是一例而有別的。一例處,是都將無處驅遣的孤寂藏在詩里,待身后有一人來,有一人能懂得。而有別處,則在各人性情不同,而孤獨亦不同,此外,表達亦不同。陳子昂已直云“前不見古人,后不見來者”,孟浩然、杜工部便不能再說同樣的話。他們要用具體的境,來摹畫這種孤獨。對于詩來講,陳子昂此詩,雖是名句,卻不是高處。
孟浩然結句云:“江清月近人!痹潞我越?月亮本來高高在天上呢。只因這幽幽天地之間,再也不見第二個人。于是月亮,映照在荒煙寒渚的水上,成了此刻此境里,詩人唯一可以親近的物事。雖曰親近,也只可遙觀而已,無計盈手相掬。
這便是孟浩然的高處,是盛唐詩的高處,而清詩無與焉。不過,有清一代的詩詞,仍不能不說是詩歌史上的另一座高峰,正因為清代的詞,在“器”的層面上,幾乎發揮到登峰造極。在詩的發展史上,對技術的追求和用力,自杜甫而大,自清人而極。假如清人寫了“星垂平野闊,月涌大江流”的句子,是要扔到垃圾堆里的,不是因為它不好,是因為你不是生在盛唐。就好比造瓷器,今天的工藝豈能不及唐宋,但造出的東西價值豈能和唐宋相比?
最后,還要舉一首極好的寫水的詩,是唐人王昌齡的《同從弟南齋玩月憶山陰崔少府》,他比孟浩然小了九歲,比杜甫大十四歲:
高臥南齋時,開帷月初吐。
清輝澹水木,演漾在窗戶。
苒苒幾盈虛,澄澄變今古。
美人清江畔,是夜越吟苦。
千里其如何,微風吹蘭杜。
這首詩太好,以至于沒辦法再解釋了。